1948年11月13日，陈布雷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。半个世纪来，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，一直为人们所关注，众说纷纭。最近，笔者蒙布雷哲嗣陈过先生厚爱，惠赐其父日记之影印件供我研究，终于从中发现了他自杀的真实原因。
抗战胜利后，陈布雷因病魔缠身，早有引退之意，但是，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，却逼迫他欲罢不能。当时，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“五子登科”，可这位清廉自守的书生，竟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悲叹：“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，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，且以币值降落之故，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。年力渐衰，乃感如此严重之经济压迫，询乎愚忠直道，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！”（1945年10月14日）所以，在此后三年中，陈布雷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：不从政则无以维持家计，既从政则必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致油尽灯枯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对“党国”仍是忠贞不二、鞠躬尽瘁。其日记称：
五日来精神颇感疲惫不支，客人散去时，只能偃息于沙发榻上，不复能长时期久坐也。今日为四明董事会，余本欲赴沪出席，然恐京中人手稀少，因是中止。近日（吴）铁城、（吴）鼎昌等均赴锡、沪游览休息，（孙）哲生亦赴沪，（陈）立夫将出国，彼等能学太上之忘情，而余独不能，人嗤其愚，我自有其守也。（1948年5月29日）
近日所见所闻，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。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者，已显露其端倪，瞻望前途，实属不堪设想，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之人物，数月以来，鉴于内外艰难，以为终须有少数忠贞不二之士，坚定信心，竭诚贡献，故他人规避、牢骚，余均处以怡定。（1948年8月7日）
事实上，甚至在陈布雷的最后一篇日记（11月11日）中也没有打算自杀的迹象：“傍晚，觉体力心力不支，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的休息。晚餐后作致友人函札数件，并整理物件，十一时寝。”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突然自杀的呢？答案就在他11月12日写的绝笔《杂记》里面。这篇《杂记》发表时，是不完整的，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，卑鄙地擅自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。一段是开头部分：
“此树婆娑，生意尽矣”！我之身体精神，今年乃一衰至此。
许身于革命，许身于介公，将近二十年，虽亦勤劬，试问曾有一件积极自效之举否？一无贡献，一无交代，思之愧愤，不可终日。
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即我之谓也。
狂郁忧思，不能自制，此决无一词可以自解者！
抛妻撇子，负国负家，极天下之至不仁，而我乃踏之，我真忍人也。然我实不得已也。
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，而自验身心，较之二十六年秋间，不知衰弱到多少倍。如此强忍下去，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。
闻朋友中竟有以“你有没有准备”相互询者。如有人问我，我将答之曰：
我惟有一死而已。
上述文字，发表时全被删去。另一段是在“想来想去，毫无出路，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！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”之后紧接着———“太不相应了！思之思之，为此繁忧已二十天于兹，我今真成了‘忧郁狂’！忧郁狂是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！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，岂非天乎？”
这些被删的文字告诉我们，陈布雷所以自杀，是因为共事的党国要人们，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，不能精诚团结、患难与共，反生离异之心，互询善后之策，而自己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，致使刺激过度、心理变态，突发忧郁狂，决定为垂死的党国“从一而终”。他的同事们，则在羞愧之余，更怕影响士气、加速瓦解，乃昧着良心抹去这些文字，反冠以“感激轻生以死报国”的名义，造成了五十年来未能破解的人生之谜。
但是，正如前述，陈布雷直到11日都没起过自杀的念头，他这“忧郁狂”何以会突然爆发呢？陈布雷身边的副官、秘书都怀疑是蒋介石的刺激所致，其实不然。陈布雷写日记的习惯，是早上起来记录昨天经过。也就是说，直到12日早晨，他的心理还完全正常。这天，陈布雷未曾出门，来访的也只有陈方一人，促膝倾谈达两个小时。他俩的关系，“情如手足，人生知己”，因此，可以断定，“朋侪中有以‘你有没有准备’相互询者”的消息，正是陈方于当天所言，令陈布雷无法不信。而他又是个极其敏感、神经异常脆弱的人，一点儿小事都会让他寝食不安，这消息无疑如五雷轰顶，再加上蒋介石心腹秘书周宏涛的态度——“追忆昨日周宏涛兄来谈时之情绪，可以反映中心领导之已发生动摇。”（11月3日）——这就足以使陈布雷突发“忧郁狂”。因为他是全心全意为党国服务的，“竭己尽命，不敢少休，既捐弃嗜好，复摒绝游乐，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，犹嫌力不从心”，没想到结果却是“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这怎能不使他忧愤欲狂呢？一介书生，满怀爱国赤诚，不幸误入歧途，又囿于传统理念，昧于民心向背，于是，何以解忧，唯有自尽！
陈布雷之死，诚如其夫人所言：“谓非时代之牺牲者，抑何可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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